拉拉的婚事：她们认识5年 相爱4年(2)

　　选择　　葛彤不是没有考虑过婚姻。　　在同性情侣关系中，她的角色是P，较为女性化的那一方。很多P在年轻时候愿意投身同性之爱，但一到嫁娶年龄依然会进入正常婚姻，与异性恋男子结婚生子。许晓宁说，拉拉圈普遍认为P是双性恋的概率更高，“起码是她们身体上不排斥男人。”　　许晓宁则是充当“男朋友”的一方，称之为T。虽然也有例外，但T们往往是身心都更加彻底的同性恋者，对男性伴侣绝对排斥。　　葛彤有过男友，大学时追她的人中最帅的那个。她试着和对方交往了一年，始终提不起热情。唯一动心过的人是高中时的一位女老师，“30多岁，英气勃勃的”。在同龄的姑娘们忙着早恋的年纪，她在本子上为她的萨福写诗。　　葛彤没有过对“我是同性恋”的惶恐，“只是自己喜欢的人恰好是女人罢了”。工作之后她走马观花地和很多男人相过亲，却从来没有动心的感觉，直到许晓宁的出现。　　小时候，许晓宁是那种每个班级都有一两个的、永远假小子打扮的女生，班上的美女都是她的“老婆”。但当大学时她真正爱上一个女人时，许晓宁对自己恐惧了。　　“我看过李银河的书，还是觉得自己不正常。看过心理医生，一小时500块钱，还把我讲睡着了。”大三的时候，她在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挂了专家号，一个快七十岁的医生，盯着她说：你这个病是我的拿手好戏。说罢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砖头般的书，翻到某页给许晓宁看。许晓宁当场就被击溃了，她看到几个大字：同性恋，最佳治疗方法，电击。　　许晓宁怀疑是家族遗传，她的姨妈就是同性恋。姨妈跟一个男人结了婚后，多次离家出走，家里亲戚才知道，姨妈是去找她那个“闺密”。后来姨妈离了婚，跟着“闺密”去了深圳。　　直到大学毕业，没有人知道许晓宁的身份。进了广告公司后，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的gay和拉拉几乎以成群结队的方式向她走来，公司里流行的一句话是“在这里，看到一个直男（straight man，指异性恋男性）很新鲜”。　　同事普遍年轻。28岁的许晓宁在其中已算是中流砥柱。有时她会羡慕地看着刚毕业的小男生不介意向每个人咨询“如何追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帅哥”。许晓宁的上司，一个30岁的同志，曾和许晓宁感叹，“一到三十岁结婚生子的压力就来了。生性再自私，但凡还有一点儿为父母着想的，都会经历一段痛心疾首。”　　许晓宁强烈反对葛彤相亲。拉拉圈里，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故事：P们言之凿凿结婚后会坚守和T的爱情，但女人的天性决定了大多数P很快对枕边人产生了依恋。与T的关系只能渐行渐远。一旦有了孩子，P的注意力则更是全部集中到家庭中。“没有一段这样的关系能坚持超过三年的，受伤的都是T。”许晓宁说，　　但葛彤必须结婚。母亲鹰一般的眼睛仍然每天盯着她，她得保证没有一点闪失。大部分时候母亲还是会跟她一起出门，有时她两三星期才能见上许晓宁一面。她需要搬出来住。而结婚是唯一的理由。　　葛彤一直都知道形婚这回事。形式婚姻，也称互助婚姻。男女同志迫于来自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由男同志与女同志组成的没有性关系的形式意义上的家庭。在对外扮演好夫妻角色的同时，双方在生理和人格上都保持独立。形婚的意义在于，借助婚姻的形式，抵挡外界的压力。用婚姻的保护伞获得爱的自由。　　李银河认为，形婚是一种消极抵抗。在同性婚姻不能合法化的国家，形婚起码比传统的同志与异性恋结婚更符合人道。　　与异性恋结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志惯常的“婚姻”路径。而现在，那些“婚恋”压力最大的的主力人群——七八十年代生人来说，网络给他们选择形婚对象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　　许晓宁和葛彤带来了一张纸，那是2008年春天当时她们写下的，关于传统婚姻和形式婚姻的优劣比较。这张纸她们一直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