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打开攻克艾滋病的希望之门

　　李太生觉得是自己能吃苦的特点赢得了老师的推荐。在他的印象里，他们年级差不多400人，学校给每个寝室订了一份《广州日报》和一份《南方日报》，这就需要有人给各个宿舍分发报纸。“老师先问我能不能给大家送送报纸，我当即答应下来，但半个学期送完了，想找一个轮换的人却找不到，于是我就送了4年多报纸。”

　　在协和工作的头3年，李太生说自己一直想回老家，就连找对象都想找老家的，好一起回去工作，后来觉得协和的医疗氛围很好，身边的同事、同学都在考研究生，他也就报考了协和内科的在职研究生。

　　同期共有7个上线的人选。“当时的大内科组主任、心内科主任吴宁老师找到我，说考心内科的人太多，建议我报考大内科组副主任、感染科主任王爱霞老师的研究生，我记得自己回答说服从党的分配。”

　　李太生并不讳言他的内心当时不平静：“做传染病医生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做心内科医生，觉得他们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非常帅气，传染病医生却穿着隔离服，我倒不是怕艾滋病，只是觉得光是肝炎这个病就让人感觉不是很好。”

　　在这个被动的选择下，李太生的人生轨迹开始向艾滋病靠近。

　　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

　　在进入感染科的初期，李太生接触的多是肝炎、结核等患者，一个艾滋病患者都没有遇到。

　　因此，当李太生1993年来到法国巴黎Pitie-Salpetriere医院的感染科进修学习时，他震惊了：这里80%以上的住院病人都是艾滋病患者。这让打算学习抗生素，或院内感染的李太生有些意外：“学艾滋病，已经不是想学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学的问题。”

　　李太生预感中国也会出现一个艾滋病的暴发流行阶段，但他还是有些彷徨。“要知道，自1985年由我的导师王爱霞教授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直到1993年的8年间，中国仅累计报告1300例艾滋病。这与中国10亿人口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当然会考虑，我学这个有没有用？会不会有用武之地？”

　　这个纠结在1995年时更为强烈——他面临新的选择，是回国还是继续攻读艾滋病的博士学位。李太生在懵懂中选择了后者。“我感觉严格的实验室训练、扎实的科研功底对我的成长大有裨益。”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令李太生站到了世界艾滋病研究的前沿。

　　1996年初，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进入临床。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都在夜以继日地观察其疗效。3个月后，澳大利亚率先报道，“鸡尾酒”疗法只能控制病情，对于修复艾滋病患者体内已经遭到破坏的免疫系统则无能为力。

　　奥特朗不愿过早接受这个沮丧的结论。她要李太生每天抽点治疗中患者的血进行研究。但在最初的三四个月，他们的试验结果与其他研究中心并无二致。

　　奥特朗和李太生仍然不愿放弃。“我们认为，病人好不好，不能只看数据，还要直接看病人。而治疗中患者的CD4细胞（HIV的主要攻击对象）数虽然增长得很慢，但身体状态还算不错。”

　　9个月后，曙光乍现。“我们所观察的艾滋病患者，其CD4细胞数开始出现恢复和反弹。”

　　1996年12月，奥特朗在国际艾滋病研究方面的小型高端会议上宣布，在抗HIV药物有效控制病毒复制6个月后，艾滋病患者的CD4细胞功能开始恢复，机体产生了新的有功能的免疫细胞。

　　1997年、1998年，世界著名学术杂志《科学》和《柳叶刀》先后刊发他们的相关论文。

　　于是，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理论面世。有评论指出，该理论宣告艾滋病不再是不治之症。

　　1999年，李太生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成为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