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打开攻克艾滋病的希望之门

　　接踵而至的种种赞誉甚至令李太生感觉意外：“我真没想到自己能够在艾滋病领域取得这些成绩。要知道我到法国的头半年都对这个病感到恐惧，后来看到法国同行只是穿着普通的白大褂给患者看病，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甚至有人还有吃手指的习惯，我才慢慢放松下来。”

　　“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的突破

　　1999年初，李太生回到协和，继续其感染科医生的工作。

　　此时，一身“功夫”的李太生，开始体会选择艾滋病这个“冷门”专业的不适应——没有经费、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病人。“我开始问自己是不是选择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学2年临床就回来，而不该对艾滋病研究花那么多心力。”

　　那正是中国艾滋病拓荒的年代。“在2002年前，我国还未生产出仿制的抗HIV药物，而使用进口药物治疗每月至少需要1万元人民币，一般人根本承受不起。没有药，患者也不会来找医生，因为医生没有药也是无计可施，反而徒徒暴露自己的身份。”

　　李太生说他还算幸运，获得了一些机构赞助的治疗药物，他的一些病人也因此熬到了中国仿制药的问世。

　　2003年，国家宣布对艾滋病进行免费治疗。这标志着艾滋病真正得到重视。

　　在这4年间，李太生自发普及中国医生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知识。“我跑过所有的艾滋病流行区，做了至少150场讲座，听讲学员过万。”

　　但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峻局面仍然让李太生感到压力和责任。“那么多患者需要用药，但国产仿制药药物种类少、副作用大，进口药副作用小，但其降价后仍然每月要花费约3000元人民币，普通家庭还是难以承受。我考虑，自己应该努力优化我国的艾滋病一线治疗方案。”

　　这就是李太生在“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中申报的“中国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研究”。该研究表明，费用仅为进口药物1/6的国产仿制药，其疗效与进口同类药物相当，且从当时已经普遍应用的3种抗病毒治疗方案中优选出两种国产仿制抗HIV药物配伍方案。

　　在“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中，李太生再次领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该课题对降低艾滋病的发病率、死亡率颇具贡献。“我国的抗HIV仿制药比较便宜，但是副作用比较明显，比如司他夫定引起脂肪转移，齐多夫定导致贫血等，都使患者难以长期服用，这就加大了艾滋病的死亡率。国际上有副作用小的治疗药物，但价格昂贵。”

　　左右为难中，李太生突生灵感。“简单来说，我想看看在司他夫定的副作用没有显现时换用齐多夫定，这样一倒腾后的情况。结果显示，药物的副作用下降到 1/5，费用却没有增加。”

　　这意味着，在不提高艾滋病治疗成本的条件下，李太生解决了治疗用药长期服用的问题。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

　　这两个研究确定了艾滋病国产药物的优选配伍方案。李太生也因此获得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成功。“如果这算是成功，我感觉成功和自信是互相累积的。就像跳高，在我发现自己原来还能跳这么高的时候，就变得更加自信，于是就跳得更高、再高。”

　　与治疗艾滋病带来的荣誉相比，李太生说他更珍惜艾滋病患者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做一个治疗艾滋病的医生非常快乐。因为艾滋病患者大多有羞耻心，一旦你不歧视他，而且告诉他这病能治，他会打心眼里感谢你、信任你。我也看别的传染病，但感觉不同疾病的医患关系很不一样。”

　　建功“非典”

　　在2003年肆虐一时的“非典”（即SARS，全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是李太生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