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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我和我的T妈妈》导演黄惠侦

来源:Blogspot 编辑:心同编辑 时间:2016-04-28 【投稿】 字体【

对黄惠侦而言,《我和我的T妈妈》大概是一个初步的答案。虽说家庭是避风港,却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场风暴。沉默常常是张保护网,维持摇摇欲坠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秘密,让家内的差异和苦痛得以共存。

专访《我和我的T妈妈》导演黄惠侦

两代之间,什么样的沟通才算数?什么才叫理解与和解?如果没有伤痕,我们还能成为有感情的人吗?

对黄惠侦而言,《我和我的T妈妈》大概是一个初步的答案。虽说家庭是避风港,却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场风暴。沉默常常是张保护网,维持摇摇欲坠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秘密,让家内的差异和苦痛得以共存。

黄惠侦却不甘于安全网下,打破沉默,迎向风暴。

片中,她以妈妈惯用的台语,一字一句地诉说对于母亲曾经的怨怼和疑问,也缓缓拉出一个底层家庭的生命纪事。一个成长于乡村的T,难逃强迫性的婚姻家庭,却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T妈妈带着两个女儿逃离了家。为了讨生活,女儿们跟着妈妈跳牵亡阵,失学,却也锻炼出求存的韧性。成年后的女儿试着回望这段异样的童年,逐步辨认异样所带来的伤与痛,以及,为什么异样会带来伤痛?

这部纪录片的源头,大概可追溯至导演黄惠侦在十一岁那年,第一次听到“同性恋”三个字。 “当时的老板是个六十岁左右的阿伯,他在和朋友聊天时,突然讲到,『她(指我)的妈妈是同性恋、变态不正常』。”此前,黄惠侦未曾觉得妈妈交女朋友是变态见不得人之事,这句意外听闻的闲言闲语却成了潘朵拉的盒子。

那是九0年代,同志运动与文化初开展,仍属小众,对于一个生活环境封闭的孩子而言,她所能在大众媒体上认识的“同性恋”根本是洪水猛兽,她甚而怀疑变态生的孩子可能也是变态,矛头指向自身,恐惧惶惑,却无力拆解。二十岁那年,黄惠侦离家、也离开牵亡阵,经由杨力州的引介而认识纪录片、进入芦荻社区大学学习拍片,而后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工作期间拍出《八东病房》(2006)。她一点一点长出理解与诉说的能力。

“我开始学着理解什么是社会结构,以前只知道我家与其他人不一样,不懂得摆放回社会去看。痛苦其实来自外面的压力,而不是我妈,明明十一岁以前没有影响,为什么十一岁以后突然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小,我就被贴上很多标签,或在那样的自觉下成长。对我而言,纪录片最大的意义是,我发现了一种可以发声的工具,否则我们永远都只能被这些标签诠释。”

专访《我和我的T妈妈》导演黄惠侦

《我与我的T妈妈》中,T妈妈于牵亡阵中出演。

然而,故事启动前,黄惠侦得先不再将母亲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位母亲。成为母亲前,一位出生于 1950 年代的T,如何带着自己的情欲在保守的农村社会生存?镜头拉回T妈妈的老家,也拍出了台湾家庭面对家内同志的典型反应。过去,黄惠侦一直以为家中长辈非常清楚妈妈的情感状态,尽管在婚姻中,也一直有女朋友,更从不避讳带回家。孰料,当镜头直接面向舅舅和阿姨,询问:你知道我妈是同志吗?所有人,不约而同尴尬搔头,异口同声:“我不知道。”

这几个镜头意外捕捉了沉默与尴尬的片刻,那一句冷静且斩钉截铁的“我不知道”其实寓意丛生,只消一句话,便拍出了多数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处境。告知不一定能获得肯认或理解,往后的沉默往往是对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柜总是漫长,内心翻山越岭后,其实对方仍留在原地,距离更形遥远。

同样的,黄惠侦拍片前亦不知道将故事摊在阳光下会造成何种后果,“拍摄就是一个决定。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改变,但无法确定是好或坏。但我更不想维持现状。”《我和我的T妈妈》的影像素材约150 个小时,除了拍摄母亲的口述片段及返乡探访,还集合了她在1999 年开始拍摄的home video、颜兰权曾试图拍摄T妈妈及其女友的材料,新旧影像交杂,诸多难容于社会的污名与印记交错。不过,拍摄过程中最困难之处,是让T妈妈开口。 “我们从来不沟通,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妈并不是不讲,而是不懂怎么讲,她表达情感的方式向来不是语言,困难重重。”

因此,拍摄初期,开会的时间比拍摄时间还长,“我们一直在思考该怎么让妈妈开口,所以有段时间在拍『我』,制片访谈我,透过这个过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后改变方式,我得先说点什么。对我妈而言,同志身分始终不是问题。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较片段的说法,而不是当时为什么这么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过的日子,是这样就这样,没什么好讲的。”

专访《我和我的T妈妈》导演黄惠侦

《我与我的T妈妈》

黄惠侦明白,需要说出一切的是自己。影片中段,迎来全片最戏剧性的一幕,她与妈妈对坐,说出深埋心中多年的疑惑与秘密。从气氛凝滞到情绪溃堤,影片上看来几分钟的镜头,其实拍了三个小时。黄惠侦回忆:“沉默的时间比较多,但那个沉默很重要,至少我们就对坐着,一起用很拙劣的方式,面对那些我们一直无法面对的事。”黄惠侦知道,妈妈愿意拍这场戏,和女儿枯坐三小时,面对那些难堪与晦暗的过去,便是在回应那些关于爱的疑问了。

这场戏所揭开的秘密也是黄惠侦拍片的动力之一,“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办法面对,曾经以为我们什么都不讲也能过一辈子,时间够久它就能被忘记,但事实证明,快四十年过去,它并没有变淡。反而因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头来过,我每天和小孩相处,一直让我回想起我和我妈的关系。即便当了妈妈,我还是我妈的小孩,我对她的情绪一辈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对心里的洞,尤其​​,当我越爱小孩,越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弥补得不到的东西。若不将它们理清楚,那个洞,就会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T妈妈沉默的表情总是比她说出来的还让人刺心,那些说不出来、无法回答的,反而具现了她的挣扎与承担。两代之间,沟通何其困难,如何拥有共同的语言?如何不让善意成为一种强迫,强迫对方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时间不能抚平伤痛,但时间会让你准备面对伤痛。”黄惠侦淡淡地说。片子完成,故事却仍在行进,“过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为不是她的样子。我还在学习理解并接受自己最爱、最重要的那个人真正的样子。”

片末,他们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砖造老屋前,阳光炽烈,黄惠侦问:再次回到老家,有什么感觉?在镜头前总是抢戏的舅舅插着手语气不耐地说:有什么感觉?东西都坏光光了。画面转向屋外的稻田,画外音又说:

东西都不能用了,让过去的就留在过去吧。(Blogspot 文/蔡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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