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原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我是在1980年代才在纽约看到迈克尔·沃德利拍摄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疯狂实录》的。我当时对伍德斯托克简直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这个音乐节很重要，有无数的人在赞美它。直到我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具体了解到音乐节的一些内幕。 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从《冰风暴》之后我拍了6部都是比较重的东西，尤其到了《色·戒》，我感觉拍类似的沉重题材应该是到头了吧，很需要一些新鲜丶喜感与纯真，正好就碰到这个。 当时，我在三藩市Mill Vall的电影节宣传《色·戒》，《制造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埃利奥特·提伯就坐在我的后边，跟我讲了很多他书里边的东西，他讲述的过程很幽默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月之后就拍了。《冰风暴》是在讲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酒后宿醉的现象，我决定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好碰到它的源头。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不断变换题材，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去吊大家的胃口，拍完一个故事之后总有另外一个故事去吸引我。如果不是这个故事这个电影，但在别的电影里也会讲同样的主题。 相关的时代精神的氛围也是吸引我的原因，我每次选的年代总是在很关键的结点上，我很喜欢戏剧点的东西，在转折点上的东西，特别发人深省。《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中都隐含着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的年份，但之前不太会有人注意。我注意到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前五年或者十年去想像，让他与当下的状况产生联系与呼应。 影片里其实并不是很多音乐会的镜头，只是有一些，而且还是远远拍摄的一些。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资金的限制，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上的考虑。我想拍摄的是一部能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埋藏到观众内心的电影，而不是拍一部以音乐会为重点的电影。而且我还想为这个音乐节保存一点神秘性，这个东西一 旦说透了丶拍出来了，它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 我克制不住要用这种纪录片式的片段，我拿了16mm摄像机，找了几个很有嬉皮士范儿的年轻人，让他们在片场随便拍，然后我把这些镜头一起剪辑到电影里。其实本来这个部分我想用资料片段剪辑，当我看到这些片段后，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老纪录片的感觉。这些镜头在影片里看拍得非常流畅，我们很开心，这些片段也反映了影片自由的主题，他们拍得轻松随意，连演员也包含在画面里，是非常风格化的部分。 我不觉得《制造伍德斯托克》会被看做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它和《断背山》不同。《断背山》讲的就是两个同性恋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音乐节的创办过程，讲的是一个关于「爱与和平」的故事。我们的主角是这个音乐节的创办人，这个创办人碰巧是埃利奥特·提伯，而埃利奥特·提伯碰巧又是个同性恋，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 我很享受拍摄时被纯真的精神包围。很多人认为60年代就是嬉皮士年代，但嬉皮士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电影里展示的是各种文化现象，嬉皮士只是文化现象里的一部分，去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路上的人，并不是个个披头散发，99％的人都是行为正常的，那些孩子只是想去现场狂欢。我不是一个向往嬉皮士生活的人，拍摄的过程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沉浸在和平的气氛里，我很喜欢那个过程。「伍德斯托克」意味着和人平等丶和平地相处，和大自然保持平衡，对我来说，摇滚乐丶性和毒品只存在于「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边缘。「伍德斯托克」精神是和平，只有Abby Hoffman在舞台上砸吉他算是整个音乐节唯一暴力的场面。我并不是一个摇滚乐的粉丝，这是我理解的一个方向。 （本文根据李安接受各媒体的采访口述整理，未经本人勘校。） 本文原载：《城市画报》第236期2009年7月28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