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群体生存状况报告

　　既然同性恋既不违法，又不是病，还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理由阻止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益呢？　　隐形的禁忌　　那么，中国同性恋群体如今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在“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男同志愿者组织、爱白文化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江晖拿出一张国际ILGA组织发布的LGTBI rights in the World地图，指给记者看。在承认同志权利的红黄色地带和严厉处罚同性恋者的蓝紫色地带之间，是广漠的灰色地带，中国就处在这个地带上，即：既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也没有支持性和保护性法律。　　“在我看来，（中国同性恋生存环境）是中间偏上一点。我完全不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对于风险都是做过评估的，活动形式上也会相对温和。”江晖自信地说。　　反而他比较担心中国的地下教会。他告诉记者，中国有很多国外背景的地下教会在活动，有的带有非常强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他们发现有些教会在秘密地做一些同性恋矫正的培训。做活动时，有时会遇到宗教人士来对峙。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没法对话。　　而对于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完全靠自己募款的女同组织来说，身份的困扰似乎更大一些。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介绍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无法注册，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没有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因为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有注册的组织。其次，不清楚政策界限在哪里。比如，2005年12月，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就因其敏感性被叫停。　　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万延海介绍说，中国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文化里不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另一种则认为歧视特别大。“某些宗教里那种对同性恋明确的歧视在中国的确没有。但必须孝顺、成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主流观念），其实不得了。有些学者简单化地说，我们的文明没有那种歧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但文化层面并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西方同样存在反对同性恋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但万延海认为，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跟西方比，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社会是分化的，但是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都能被听到。这很关键。即便一些保守的力量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不能侵害人的私人领域、警察不能滥用权力……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是一致的。我们国家没有（完善的法治），所以作为边缘群体的同性恋者很容易成为权力的侵害对象。”　　女同领导力　　和世界潮流很不一样的是，在争取自身权益上，中国男同和女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闲看来，早期男同和女同的运动是一致的，分化是从2003年的SARS之后开始。SARS的爆发促使政府开始重视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公众不太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女同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不但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的风险都低。因此，政府的主要合作对象是男同志愿者组织就不足为怪。大量的资金投入进去，有时甚至是拿钱找人。　　乏人关注的女同在寂寞中把主要议题转向了文化建设和权利运动，逐渐风生水起。　　在女同运动领导者闲的心中，和父母的关系是她永远的伤痛。“我是我父母的宠儿，但现在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亲密的状态。真的很悲哀。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她要改变这把她和亲人阻隔开的社会观念。她说，同性恋运动不仅仅是关于同性恋者，它更是关于社会平等，关于消除歧视和尊重差异。　　2005年，闲创办了同语小组，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自费来做女同运动。　　当年，同语发布了《北京地区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发现，仅有21.8%的女同志愿意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报告中写到：这也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分不开的。父母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婚姻的要求、中国传统观念对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的形塑，都使女同性恋者在对父母坦白这一问题上顾虑重重。“你自己出柜了，等于让父母亲锁进了柜子里。”即便是独立自信、权利意识极强的80后女同性恋者丹娜，也一直对父母保守着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