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NGO十年坎坷路

　　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阿强也曾在街头发放安全套，拉同志去做HIV检测。他渐渐意识到，这些下半身的管控是起不了根本作用的，“一个内心压抑、活在灰暗世界里的人，是不那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性恋者应该被当作一个有上半身的“人”来看待。　　11月28日，复旦大学国际艾滋病日专题研讨会上公布的消息称，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2011年该比例达到了81.6%.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姜世勃指出，2004年之前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输血和吸毒感染，但2004年之后，性传播速度急剧上升，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在防治艾滋病和保护人权的这个领域，从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艾滋病活动家及其社区草根组织，它们大多都是中英项目、全球基金等国际组织进入中国后培育和催生出来的，以同性恋活跃人群小组为绝对的主导。　　而全球基金在中国的管理体制却又恰恰抑制了这一领域草根组织的自主性和成长，它的撤出似乎正逢其时，我们真正的社区草根组织似乎也已在路上。　　领跑的艾滋病NGO　　今年的“艾滋病日”快要到了，孟林的工作日程又开始紧张起来。他一边要同全球基金的审查官员见面讨论草根组织参与面临的问题，一边还要去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讨论创办一个社会企业的可行性，去社科院李楯教授家里商量完“全球基金”在中国的回顾报告之后，又赶着去参加一个公共卫生领域N G O的研讨会。　　他是民间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CCM）以社区为基础的N G O代表，曾经的爱之方舟感染者支持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自1995年发病以来，就被医生和一些病友口口相传为生命奇迹的艾滋病人。　　他和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等合作的《中国艾滋病草根组织生存状况调查》，在经历了1年访问26个省100多家机构之后，暂时还未能获得发表，“草根组织内斗的情况写得过多，容易让人产生这个领域复杂、混乱的印象”。　　11月27日这天，有官方参加的公共卫生领域N G O的研讨会，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孟林用“这是N G O发展初期的自然生态”来回应。　　即使如此，当天的研讨会还是艾滋病领域的N G O唱主角，“这个领域的草根组织尽管相对封闭，但从规模到参与国家计划的层次，都走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前面”，孟林说。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疾病能花掉这么多的钱。”李楯计算，全球基金承诺给中国三大疾病18亿美元不过没完全兑现，中央财政也每年也投入10亿元防艾资金，加上地方配套就是20个亿。这个领域的“特殊待遇”除了国际资金的大额援助外，还体现在就一种疾病来说唯一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联合国专门为一种疾病设立的艾滋病规划署，以及全世界专设的艾滋病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认为艾滋病还是由资本主义腐朽社会造成的，但1985年就在云南瑞丽发现了100多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于是提出“严厉禁娼禁毒”，进入90年代开始在河南的卖血输血人群中发现大量感染者，于是1998年颁布和实施了《献血法》以及血站、单采浆站的管理条例。　　直到2003年、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艾滋病人，并提出“四免一关怀”政策，才体现了中国承认有艾滋病和关怀其感染者的价值转向，并于2006年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全面保护。　　参与了这一领域多项政策制定的李楯发现，艾滋病传入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合，2000年以来国际艾防组织的进入，尤其是2006年全球基金的到来，催生了大量草根组织，尽管它们的独立性存疑，但多少都和人权保护、公民社会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