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中国同性恋爱得太辛苦了

“同志”从政治辞汇戏剧化变为华人同性恋者特称，进入人性与伦理深处，成为中国五千万同性恋者平权革命的隐喻。“革命”远未成功，“同志”被主流社会接纳，还刚刚起步。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留下遗言给后继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应该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应用到新的语境：“同志”从政治辞汇，戏剧化地转变为几千万华人同性恋者的共同称谓；而“革命”则进入到人性与伦理深处。

一九八九年，香港导演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个语境转变的开端。将同性恋称为“同志”，林奕华明确说正是借用了中山先生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进步空间”，他希望性别议题能引起超越社群的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自此之后，“同志”成为同性恋者的中文代称，开始在华人世界风行。

曾经“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同志”的中国大陆，如今不会有人再用“同志”来打招呼了。若被老一辈人称呼上一句“同志”，还要不好意思地笑一阵子。政治从生活中的退潮，总是以打破禁忌的性话题开始，“同志”的含义变迁，也彷彿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二零零六年，中国政府卫生部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资料——五百万至一千万。而据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估计，中国内地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三千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两千万，女同性恋为一千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佔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有约五千万人。

陈迈（化名）是在深圳工作的名校毕业生，在收入颇高的文化机构工作。他六岁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男孩子的亲近感，高中时代第一次恋爱的感觉，是对班里的男班长，当然，他没有表白，对方直到今天仍毫不知情。大学时代他交往第一个男朋友，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可能走向稳定的婚姻关系，也令陈迈和他朋友的感情难以长久维持。但他仍然很努力，说自己“一辈子都要为爱而活”。

陈迈只有很少异性恋男性朋友。他有时甚至不知如何与非member（成员）男性交往，那种微妙的分寸感让他担心会被别人辨出身份。毕竟，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娘娘腔、变态……这类言语和认知的歧视仍非常普遍。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是人的本能。陈迈和朋友们有自己的圈子，只有与圈中人才能深入交流，彼此信任，圈外的人想要进来很难，除非你被判定為「gay-friendly」（对同性恋友好者），因為对圈外人究竟能否信任，他们心中没底。

三十五岁的他如今和男友感情稳定发展。但他去年结婚了，和一个认识了不到一个月的女孩。女孩是个“拉拉”，女同性恋。他们的一纸婚约，是对彼此家庭的交代。“父母已经快把我逼死了”，陈迈说，而他根本不能想像和父母坦白身份的可能性。圈子里，他们管这样的“解决方式”叫“形婚”，形式婚姻而非事实婚姻。在陈迈看来，在无力对抗强大家庭压力时，相比起欺骗一个毫不知情的姑娘，这样协定式、互助式的婚姻，是最不坏的办法。

他和“妻子”不住在一起，婚前他们签订了一份民事财产协议，包括未来赡养老人的责任，也明码标价地计算清楚。每年春节，她陪他回一趟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