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人权调查：一个比“艾滋”更弱势群体

　　2004年2月郭希康来到重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南纪门药材市场买了一把手术剪。郭希康在重庆居无定所，到处打工。这几年他十分节约，存下了三万余元的手术费。变性手术需家人同意签字，他又不愿意告诉家人，在几家医院都遭拒绝后，郭有了自残的想法。　　郭希康接受《新闻面对面》采访时这样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你想变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女性有一些特权。在家，姐姐不需要干重活，而我要。每次父母都以“姐姐是女孩，早晚要嫁人，你是男孩该干”的理由来回答我，我很生气。　　记者：四年前就买好了手术剪，为什么现在才自残？　　郭：以前有很多顾虑，现在我38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怕了。　　记者：今后有什么打算？　　郭：目前就想回家。我很想我的女儿，她马上读初三了，成绩非常好。　　记者：动手前，你想的是什么？　　郭：想我的女儿，想我的父母，想他们能不能接受我的举动。　　16年前北京名医的一对“试验品”　　那还是记者初涉新闻行当不久的事情，16年过去了，记者脑海中的那一幕至今仍没有褪去……　　1994年，记者所在的“青年周末”与海淀区卫生局联手，共同策划对当时猖獗一时的假医假药现象明察暗访，以期在摸清脉络后将这些误人性命的江湖骗子“一网打尽”。　　在走访海淀卫生局时，医务科的一位女同志正在为一起医疗事故投诉案件头疼。事件涉及两个20岁上下的“男”女青年。两位主人公的悲情命运引起了科长的高度重视。比对着案件卷宗材料，记者在工作人员的诉说中得知了她们令人扼腕的遭遇。　　原来这本是一对女孩。其中一个有“易性”倾向，在二人关系中担当“男朋友”角色。随着两人感情日益升温，那个“男朋友”突然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女性身体。她决绝地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光有男性的心理，还要有男性的身体。　　一对恋人在反复商量之后上路了。她们得知在北京某家医院，一位医生在变性手术上负有盛名、享誉业界。为了早日如愿，她们每天去求那个医生，据说在奉上了一条金项链后，她们终于住进了医院。医生告知她们，手术要分几个步骤，术后她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两性生活了。　　变性手术终于如期进行了。令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伴随她们的将是一生挥之不去的身心具焚的双重痛苦。　　术后，不知何故在原有的女性生殖区造成了高度腐烂，久不愈合的伤口无论怎样消炎抗感染就是不奏效，越溃烂越厉害的创面终于无法再做任何修补手术。男人做不成了。更为严重的是：再想回复女儿身也不行了。手术已经把原有女性生殖器官完全清除了。　　医生的解释是人与人的个体差异使然，她的身体机制可能有问题；术后感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当然也就不构成医疗事故。如是，损害赔偿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有精神损害赔偿了。　　她们向该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局投诉。该局工作人员向有关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这种女变男手术还未进入成熟期（据说就是16年后的今天，医疗界还远未解决此类手术的低成功率问题），一句话，她们当时被当作了“试验品”。她们不停地“上访”，卫生局成了她们唯一能倾诉的地方。倾听也成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唯一能给予她们的。她们这起医疗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位业界高手、正宗名医。变性手术在当时完全无法可依，术后感染完全是正常的逃避责任的“借口”。既然法律是空白，你就无法证明医生在该项医术尚不成熟时，仓促地、不负责任地把病人“过早”地推向手术台。　　在反反复复地调解协商后，医院和医生给了她们一笔少得可怜的补偿。“小伴侣”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不久就分手了。那个深爱女孩子的“男孩子”说，她不想在自己被毁了后再毁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