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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来源:心同网 编辑:心同编辑 时间:2008-12-12 【投稿】 字体【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形成一张大网络,”嘎嘎强调了“组织”这个词,并认为十分可行。

  他说,“试想吧,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

  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现实中则更为混乱。

  政府的试水和观望,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一般的说法认为,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流氓罪”,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性变态”中剔除出去,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

  张北川回忆说,2005年11月,由中国疾控出面,召开香河会议。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

  事实上,一个更大背景是,此时,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

  2002年,中英项目的启动,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而在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初步统计,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张北川说,“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比如各地疾控中心(CDC)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

  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嘎嘎说,“比如天津,几年前,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

  与张北川《朋友通信》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目标明确——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男男性行为)人群前来抽血检测。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

  “操作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等于在造假。”

  在过去的几年,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盲目推行的话,将是一个灾难。”江华说。

  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而成都也超过了10%.

  在离开重庆时,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恋者)拉着记者的手说,“拜托你一定要呼吁,已经很严重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

  “一般说来5%就已难以控制了,”张北川解释说,“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这么多志愿者小组,事情也都在做,但形势却非常严峻。”

  “告诉他们如何防治,更甚于抽血检验,”江华说,“检测前的咨询,往往被忽略了,而检测之后,只给一个结果,所有事情都完结了。”

  在青岛,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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