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性行为”成为北京“艾滋病传播主渠道”谁之过？

据新京报报道，“同性性行为”首次成为“艾滋传播主渠道”，北京市卫生局通报，今年1至5月，北京报告新发现艾滋病感染者501例，报比去年同期增21.9%，其中同性恋共221人，占同期报告感染者的44.11%，高于异性传播、吸毒传播等，已跃居首位。

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像张北川曾经说的那样，因为种种因素，同性恋一词在中国已经被污化了，而艾滋病显然是“种种因素”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幸亏当代科学已经证明了同性性行为并非是艾滋病的唯一传播途径，否则中国同志岂不是要像80年代的美国同志一样，被人家指着鼻子说“艾滋病是上帝对同志的惩罚”吗？

虽然很多人不想承认，但事实胜于雄辩，同性性行为成为北京艾滋病传播主渠道是同志人群的耻辱，更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耻辱。这种耻辱就像是“赫斯特”胸前的红字一样（小说《红字》）如影随形，无法挣脱，以至于大凡中国主流媒体提到同性恋，往往都要大作一番艾滋病的文章。

当国外的同志群体在争取权利空间的同时，也在着重彰显着自身的存在价值，简言之就是同志群体对这个社会是有益而非有害的，但新京报的报道却重创了中国同志群体的形象，若某些恐同份子借此报道，声称同志人群是传播不治之症的罪魁祸首的时候，我实在想不出拿什么话来反驳。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在北京乃至中国范围内，同志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为什么这么高？我总结为以下五个原因：第一，社会不宽容，法律无保护。近日，美国艾莫瑞大学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社会宽容度和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息息相关，社会对同志群体越宽容，同志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越低。中国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的不宽容，很多人将同性恋视作变态，“谈同色变”。同时，中国同志人群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绝大多数同志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寻找肉体上的慰藉，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里，他们流连于厕所或浴室寻找性伙伴，这种不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显然大大增加了艾滋病感染的几率。

如果中国政府不再回避和漠视同性恋群体的权利，给予同性伴侣一定社会福利，那么相信会有无数同志愿意步入单一的、稳定的，长久的伴侣关系内，单一性伴侣的生活方式显然会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

另外，许多男同志在不得不找异性“假结婚”之后，仍然偷偷摸摸地和同性保持着性关系，一旦他们感染了艾滋病，他们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艾滋病传染给女方。如果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愿意出柜，向亲友坦白自己的性倾向，他们不必在社会的重压下寻找异性结婚，这样也就避免了艾滋病向普通人群的蔓延。

第二，中国卫生部门作为不力。艾滋病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央地方两级卫生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主管艾滋病防治的政府部门依然走得是老路子，他们对同性恋人群的介入，要么规模有限，要么方式过于生硬，难以被这一人群所接受。中国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了“大家长”式的管理方式，面对相对隐秘的同性恋群体，他们一方面要面对难以介入的尴尬，一方面又苦于来自同志人群的不信任。如何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介入和宣传，是他们要仔细思索的问题。

另外，中国公安部门对同志聚集地的严控和封锁也加大了卫生部门进行工作的难度。例如，同志酒吧是艾滋病宣传的重要平台之一，但中国各大城市的同志酒吧却经常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骚扰和压制，许多同志酒吧在公安部门的封锁下关门大吉，试想，没有同志人群聚集的场所，又何来卫生部门的宣传平台呢？

第三，同志人群内存在的滥交和高危性行为现象普遍。有些同志人群明知道避孕套是预防艾滋的有效方式，却不愿意使用，这多半因为他们存在侥幸心理，并没有对艾滋病有足够重视。另外，部门同志只追求感官刺激，频繁更换性伙伴，“419（一夜情）”现象极为普遍，在性行为之前忽略对对方背景和身体状况的核实，在被感染后却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