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同性恋历史就是一部暧昧的历史

　　“有问题，就有机会”　　周丹这样定义他的目标：“就是为了‘扫同盲’。”扫同盲，这是周丹发明的词语，“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要么无知，要么误知。而没有相同的认知，就不可能沟通，自然不会有理解。”　　“有问题，就有机会。”高燕宁用基辛格的这句话来形容今日中国的防艾和同性恋问题。他直言男性同性恋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但是，“防艾很大程度上也促使了同性恋浮出水面。国内国际都一样。这也是男性同性恋比女性同性恋一直都更受关注的一个原因。”　　曾经有学生问：“我知道歧视同性恋是不对的，但是我的确看不惯其中某些人，这怎么办？”高燕宁这样回答：“你是外地人吧？你在上海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少数族群’？你希望上海人怎么看待你？这就跟同性恋希望你怎么看待他们一样。”　　最初开《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课，医学专业背景的高燕宁，初衷“只是想预防艾滋病”，所有的课都围绕这个中心。“我的宗旨也很清楚，就是想要给学生补一补人文和社会科学这门课。学医的人比较实在，因为没有这些理论认知，医生纯粹把他们当做生物体，这种感觉很不好。这些人文理论会帮助他们解读这个人群。”虽然初衷和宗旨都很清楚，但“具体去做，效果如何，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　　开课的结果让他备感意外。有学生感叹：“我以前对于看不惯的人或事都会直接表露出来，但现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人，会变得宽容了，不会用原来的固定眼光来套他们，而是会有一种多元化的思维，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变了。”　　专业需要与纯属好奇　　面向研究生的“同性恋健康”课程，2003年第一年开课时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之后3年是4个，今年是5个。”高燕宁说，“有个现象很有趣，选这门课的，大多都是博士生。”但到了真正上课，“每次来的人几乎能坐满教室，三分之二是研究生，还有本科生、外校生、社团人员，都有，因为其他地方听不到这方面的课。”　　吴鹏飞就是选修这门课的博士生之一。他从事流行病与统计学研究，在选这门课之前，曾经在四川南充的一次防艾统计调查中接触过同性恋人群。那一次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当时都是志愿者联系好的，就是很随意很友好，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选课的初衷，吴鹏飞表示更多的是从专业角度考虑。“课题研究的就是艾滋病高危人群——桥梁人群——普通人群这样一个传播途径，这样的课题一定是需要跟一些特定人群接触，比如吸毒者、性工作者等等，同性恋只是其中之一。”　　但课程让这个已经对同性恋人群具备一定知识架构、严谨的医学博士生感到意外。“很多人文的东西，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吴鹏飞至今对其中一堂由潘绥铭教授主讲的讲座印象深刻，“他一直做跟踪研究，对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同性恋人群都有了解，对这些人群都有详实资料，非常生动。”还有一堂课他也至今记得：“当时那个主讲教授请了一个女同性恋者来和我们面对面交流，这种真实接触，和平时看书本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吴鹏飞这样形容自己对这个人群的认知：“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同性恋者，这的确是很挑战世界观的。但是通过了解、交流——就像生物学上有个词叫做‘脱敏期’，就会理解他们只是一个选择，选择没有对错，只有是否合适。”　　今年在读大三的小薛来自交通大学，是“亲青关爱协会”的前任副会长。这个由大一大二学生组成的学校社团，旨在向青年人推广防艾知识。不像吴鹏飞那样有专业需求，小薛更多的是希望了解相关知识，为此他还把社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带到了《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课堂。“我们做预防艾滋病的活动比较多，而对于同性恋这块比较陌生。”